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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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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古琴《辑览》的编纂者考辨
这篇文章最近在《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9年第2期上发表出来，改成了标准的论文格式，标题也被改为《两部古琴〈辑览〉的编纂者考辨》。我一贯不喜欢标准论文格式，也多少有点敝帚自珍，所以贴在这里的，仍然是交稿时的版本，只有个别字句的修饰。
这篇文章写于2007年夏。一万七千字一次性发表，是不容易的。其实，从前发表的《高罗佩以前古琴西徂史料概述》更超过了两万字。感谢《南艺学报》的纵容。
本文探讨的事件，其实非常简单。相信我的探讨，在理性的范围之内。廓清历史的迷雾，回到历史的真相，是我所努力的方向。
顾梅羹“主笔”考辨
严晓星
一
《存见古琴曲谱辑览》（音乐出版社1958年9月第1版）、《存见古琴指法谱字辑览》（中国音乐研究所1959年8月油印本）这两部大型工具书的编成与出版，在古琴学术史上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联想到它们竟然诞生于文艺备受政治干扰的“反右”前后，则又不得不越发钦敬在艰难环境中从事编纂的前辈大师。多年来，查阜西先生以他丰富的古琴活动、杰出的演奏艺术、精深的学术成就，在古琴界享有着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由他主持编纂的这两部《辑览》，当然也是其中浓重的一笔。书上有署名，琴坛有口碑，本不应有异议。
然而，近些年来，古琴界流传着一种说法，即两部《辑览》主要是由查阜西的琴友顾梅羹先生完成的，但却没能够在书上署名。何以如此？有人说，是由于顾梅羹“政治成分”不佳，在当时的环境之下不能署名；也有人说，是查阜西将顾梅羹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1949年之后，顾梅羹因曾出任国民政府的县长之职而受到冲击，而查阜西由于兼有政治上的贡献与古琴界的声望，俨然是民族音乐界的一方重镇。这一传言，倒也符合了某些想象，也许因此更促进了它的传播。
这一说法的正式提出，在2004年3月。其时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顾梅羹的遗著《琴学备要》（上下），在封二的位置有《顾梅羹简介》，将两部《辑览》直接列入顾梅羹的著述之中，并皆以小括号注明“合著、主笔”。其实，在此前后，顾梅羹的子女、门人以及曾与顾梅羹有过交往的晚辈也撰写过不少文字，或发表，或未刊，最后都集中收入《川派古琴艺术大师顾梅羹纪念文集》（以下简称《纪念文集》）。其中明确强调“合著、主笔”这一说法而较有代表性的表述是：
《存见古琴曲谱辑览》是著名古琴家顾梅羹先生和查阜西先生生前共同撰写的古琴音乐理论著作。由于历史的原因，未能以两人的名义出版，实为憾事。但是，这部著作灌注了他们为之付出的血汗……（朱默涵《评〈存见古琴曲谱辑览〉》，载《纪念文集》第47页）
先师到北京后，就住在查先生家的三间南屋里专事编纂工作，历时三年，孜孜不倦，先后完成了《存见古琴曲谱辑览》和《存见古琴指法谱字辑览》两部巨著，还参加了《历代琴人传》的编写工作。……这两部《辑览》虽是靠集体的力量完成的，但三年间，先师是全力以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做了大量的工作。所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与支配下，致使这两部巨著都未能署上先师的名字。（丁纪园《琴坛耕耘八十年——怀念恩师顾梅羹教授》，载《纪念文集》第98页）
20世纪琴学巨著《存见古琴指法谱字辑览》、《存见古琴曲谱辑览》皆是在查阜西倡导之下，由顾老主笔撰写的，当时顾老尚未有合法身份，下榻查先生家数年，得以专心著述，也算不幸中的一件大幸事。但竟无法以顾老之名字出版，也是一件历史的悲剧。（丁承运《忆先师顾梅羹先生》，载《纪念文集》第120页）
1956年，他又被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聘为特约通讯研究员，并在北京应查阜西先生邀请主笔了《存见古琴曲谱辑览》和《存见古琴指法谱字辑览》两本琴学巨著。（顾泽长《琴坛耕耘 终生奉献——纪念父亲顾梅羹诞辰105周年》，载《纪念文集》第153页）
两部《辑览》的编纂，顾梅羹无疑都是参与了的。不必说有大量的人证、书证在，查阜西本人也从来没有否认——下文将大量引述。但“参与编纂”与“合著”，还是有一定意义上的区分；“主笔”能否成立，也不宜单方面宣布了事。这其实是一桩很严肃的学术公案。正如戴震的《水经注》公案争论了近两百年，始有定论，两部《辑览》是否由顾梅羹“主笔”， 又岂止是一个单纯的署名问题？重新考察顾梅羹在两部《辑览》编纂过程中的作用，是对历史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对两位前辈大师真正的尊敬。
这里先要指出，“主笔”一词，通常只使用在原创性的作品上，而用在这两部属于资料分类汇编性质的《辑览》上显然是不合适的。姑引《〈存见古琴指法谱字辑览〉前言》如下，可见查阜西对此书的定性：
这一资料——《存见古琴指法谱辑览》……不是一本用来阅读的书，只是一个说明过去一千四百年间古琴专谱中的各种技法及其演变的资料的整理归类，也可说是一个古琴指法谱字的词典。
……这一资料就是为这三千多个古琴曲谱提供全面的集注或集解，以便多快好省去进行发掘。
“资料的整理归类”、“词典”、“全面的集注或集解”，定性相当明确。许健在《忆琴坛先辈顾梅羹》中以“大部头的资料汇编”来称呼《存见古琴曲谱辑览》等书（《纪念文集》第62页），理固宜然。（上引朱默涵文称《存见古琴曲谱辑览》为“古琴音乐理论著作”，似略显不当。）
因此，《顾梅羹简介》与丁承运、顾泽长所谓的“主笔”，理解成“担当了主要的工作”，也许更熨贴罢。
二
两部《辑览》，编成于顾梅羹在查阜西的北京南锣鼓巷64号家中的寄居期间，这是公认的事实。如果知道尽可能明确的起讫时间，当有助于寻找出真相。
顾梅羹去沈阳音乐学院任教的时间（1959年秋），并不存在异议，存在异议的是他入住查宅的时间。1962年6月5日，顾梅羹在《〈广陵散古指法考释〉后记》中写道：
我于一九五六年冬应中央民族音乐研究所通讯研究员之聘，来北京与查阜西先生共同整编古琴曲谱、指法、音调、历史等文献资料……（《琴学备要》第517页）
顾梅羹的子女、门人所说的1956年入京，依据当在此。这是顾梅羹本人在事后不久的回忆，按理说，写错的可能性的确不大。
然而，当时服务于民族音乐研究所的王迪却提供了1956年6月这样一个比顾梅羹之说早上数月的时间。她的《辛勤耕耘 默默奉献——纪念川派古琴大师顾梅羹先生》一文回忆生动，描写细腻，比较详尽地交代了顾梅羹北上的始末：
1956年春，我参加全国古琴采访调查组，4月初从北京出发……中途组长查阜西先生因要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必须返回北京，查老临行前，再三嘱咐我，到长沙后，“一定要找到顾梅羹先生，并告诉他北京非常需要他，动员他能来北京参加古琴工作”。5月初，一个细雨蒙蒙的傍晚，我抵达长沙，住在离周吉荪先生家不远的一个招待所。翌日晨，我先拜访了周先生，并录音了几曲后，向周先生说明：“查阜西先生要我邀请顾梅羹先生去北京，我虽久闻顾老大名，但没见过面，也不晓得顾先生住处，因此，不知您是否有时间，可否请您带我去拜访顾先生”。周先生非常爽快答应了我的请求。……
顾先生住在大女儿家，院里种满了花草和绿竹，十分雅致。我们见到顾先生时，他正在院中散步，我向他说明来意后，他热情接待了我们。看上去他面孔清瘦，精神显得颇有疲惫，当我转达查老的邀请后，他沉默良久，从他神情看去，似乎有些为难，不过，他宁静思索片刻后，终于开口，他说：“我多年不弹琴，手指已僵硬了，还能为古琴做什么呢？”他轻轻的叹息后，接着又说：“我自幼热爱古琴，经常梦想为这门历史悠久，内涵深厚的古琴艺术做些奉献，这也是我一生的夙愿。但事与愿违，几十年过去了，梦想依然是梦想，奈何！现在有了机会，而且查老是我的故友，既然他要我去北京我就去北京看看，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吧。请你转告查老，我安排一下家中琐事后，就去北京。”临行前我请顾老弹奏一曲……我带着这梦幻般的琴声，离开了顾家，我与顾先生的第一次见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于6月底回京。这时，顾先生已到北京，他住在查先生家……（《纪念文集》第63—64页）
查阜西的1956年日记手稿幸得保全。笔者检阅后发现，查阜西回京的时间并不是4月（ 4月18日才离京，开始古琴采访活动），而是6月10日，他参加的也不是“全国政协会议”，而是6月15—30日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这一时间很容易得到明确的印证。他详尽地记下了6月10日临行前向王迪交代的各项事宜：
四时许，陈树三、范文远相继来送余上车。余一面核行囊，一面叙谈，一面与王迪商订返京再出计划，并交代以下各事：
1． 许健通信发重庆民生路260号。
2． 通知民研所取王迪物及薪。
3． 苗晶事（应有信到家知照我，如不行）。
4． 请袁荃猷快将苏州胶带寄回。
5． 请所将徐款速寄重庆许健。
6． 问孔德墉（1）要汇编，（2）抄书费要肯定，可否由所另付，（3）琵琶谱已全赠（4）
7． 袁荃猷十盘胶带如未寄，不要寄。
8． 要邓修良来一次，解决以上问题亦可。
9． 找音协向隅开会报各地情况。
六时上车，六十五4分（原文如此，当为6时54分——引者）开行。
各项事宜记载得如此详细，独独遗漏了“再三嘱咐”的邀请顾梅羹之事，可能性似乎不大。既然如此，那么顾梅羹又果如王迪所说，6月底已经住到查阜西家中了吗？回答是：不可能。
1956年11月下旬，查阜西有一次长沙之行，这是请顾梅羹北上之始。同样摘抄查阜西日记：
1956年十一月廿二日，与民研所简其华同行赴湘，参加湖南群众艺术会演的观摩。同时在湖南进行本年第二次人代视察，同行者李承乾、沈从文。
廿二日早八时车发，因在内邱停四七小时候前途修路，直至廿四早四时始到长沙。……
今日约顾梅羹五时来见，实近六时方与周吉荪、余述虞、陈维斌、沈伯重、罗世泽、龚曼甫等九人同来。稍谈琴人活动组织即去。顾提及尚未得乡委允许迁移，要求民研所再去文。夜再见刘斐章，问其知否，则据云省方拟留其在湘！
十一月廿五日，上午顾梅羹应余约来，以八十元予之，嘱开廿四日收据。发示廿四日即已付薪也。上午与顾梅羹及沈伯重详谈民族音乐全面问题，至十二时。……
十一月廿六日
……十至十一时，写信给元庆，报梅羹被省邀留经过，请其电催省府。函铮将琴曲歌词稿寄来，拟交顾在此先作工作也。
这些第一手资料，记载了一段顾梅羹北上前的内幕。九年多以后“文革”开始，查阜西对琴友的照顾被定性为“招降纳叛”，俨然是一大罪状。1966年10月4日，他在交代材料《我招降纳叛的一些具体情况》中写道：
……1956年冬，罗福葆被考古所雇走了，而我编的“存见古琴曲谱辑览”未完，主要是歌词部分还未标点，急需助手，我就向研究所要求向湖南省联系让他来帮我。同年十一月我去湖南“视察”，同时代表本所去参加“群众艺术会谈”，我以为就可以把他邀来（引者注，此句有注云：“这是事先陈请所党领导和湖南有关方面联系约他来的，并决定给他特约演奏员的名义，月给八十元。”），刚到长沙就听到易杨（文化局长兼音协主任？）说，已决定把他安插在湖南文史馆。同时顾也向我说他的乡委还未允许他迁移，须要研究所再去文。我去问省人委刘斐章，刘说“省方拟留他在湖南”。我急了，就写信给李元庆（1956，11，26）请电催省府。同时我还给了他八十元，让他先为我在家点“歌词”。后来不久，他就被允许于1957年三月来京了。
这份交代材料后面有些补充的片段，其中说：
1956年顾梅羹来信，说他已解除管制，那时罗福葆已去考古所……
罗福葆即罗君羽，为名学者罗振玉之子，因历史问题失业在家期间，曾接受查阜西私人聘请，协助工作。由上文可见，1956年冬罗福葆被考古所雇走之后不久，查阜西收到了顾梅羹的信，始有邀请他北上的考虑。6月底罗福葆尚在，自然没有邀顾的理由，何况其时顾也未尝解除管制——而就算解除管制，又哪能如王迪所写的那样，“安排一下家中琐事后，就去北京”？即使到了三四十年后，中国内地居民的居住与迁徙仍然受到多重的限制和严格的管理，查阜西日记、交代材料都写到了湖南地方对顾梅羹的挽留，想从容来去，何其难哉。
1957年3月顾梅羹来京，查阜西的这一记载，笔者曾在2007年1月6日求证于查阜西的女儿查意楞、女婿阎立中伉俪与陈长林先生。查意楞、阎立中当时与查阜西、顾梅羹同住于南锣鼓巷64号，他们虽然想不起顾梅羹入住家中的月份甚至季节，但却根据子女的出生年份准确地推断到1957这一年。陈长林1956年到北京工作，不久开始与查阜西往来，经常出入南锣鼓巷64号，他最初在那里看到顾梅羹，也能肯定是1957年。
所以，王迪言之凿凿的1956年6月底固然不对，顾梅羹自述的1956年冬亦然。虽然他在1956年冬已经接受部分任务，但到达北京，入住查宅，正式加入《存见古琴曲谱辑览》的工作，是1957年3月。
三
从《存见古琴曲谱辑览》版权页可知，此书初版时间为1958年9月。1957年6月27日，查阜西应音乐出版社之邀，为即将出版的《存见古琴曲谱辑览》写了一份《内容提要》，刊于卷首，后以《〈存见古琴曲谱辑览〉提要原稿》为题，收入《溲勃集》（亦见于《查阜西琴学文萃》第121页），文前小引末称“（《存见古琴曲谱辑览》）……于1957年6月20日送北京音乐出版社印行”，这是极其明确的交稿时间。
如此，一个重要的疑问就浮上水面：顾梅羹1956年冬始接受部分任务，次年3月才入住北京查宅，正式加入《存见古琴曲谱辑览》的工作，6月20日就向出版社交稿，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充任这样一部涉及谱本一百四十四种、传谱三千三百六十五个、传曲六百五十八个、琴曲解题和后记一千七百七十一条、琴曲歌词三百三十六篇（以上统计数据见查阜西《〈存见古琴曲谱辑览〉叙》）、字数达八十万强的大型工具书的“主笔”，从常理上来推断，是否有可能呢？且不必说设定编辑体例、撰写据本提要、标点断句、对勘版本、编制索引，单单将这些谱本聚拢来细读一遍也不可能吧。
这里就有必要考察《存见古琴曲谱辑览》的成书经过。上引《〈存见古琴曲谱辑览〉提要原稿》文前的小引两段全文是：
余于1954年冬起撰辑琴曲传谱、解题、歌词三种材料。至1956年春初步脱稿，据谱不及白（据陈长林说，此字当作“百”——引者），得曲二千八百余，只具传谱解题，尚未及歌词。得民族音乐研究所缮印，目为《见在古琴曲传谱解题汇编》，分送琴坛提意见。
1956年与研究所许健、王迪赴全国各地采访，在上海窥见胡公玄三明刻本全豹（玉梧、潞藩、潘[当作“沈”——引者]藩）。在浙江影得天一阁之《浙音释字谱》，在重庆图书馆发现《琴苑心传》，在西安群艺馆借到《松声操》，并尽摘上海图书馆所收《琴学初津》及周庆云旧藏，与顾子梅羹、罗子君羽重新校订补充，易名《存见古琴曲谱辑览》，得音协文联之支持，于 1957年6月20日送北京音乐出版社印行，应出版社之请撰此提要供作宣传。
又，《〈存见古琴曲谱辑览〉叙》（写于1957年6月20日）末段云：
这材料曾在一九五六年六月编成初稿，分送国内给许多位古琴家和历史家提示意见，同时根据这些意见组织同道进行校订。在一年半的时间中承沈草农先生、汪孟舒先生、瞿凤起先生、胡公玄先生、周云青先生、王世襄先生、吴振平先生、吴景略先生、张育瑾先生、李瑞先生、宁波天一阁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陕西省群众艺术馆的协助，使这一材料得到不少的改正和补充，也承顾梅羹先生、许伯珩先生、罗君羽先生、黄念劬先生、金汝器先生、刘厚祜先生、吴钊先生等参订缮校，才抵于成。谨在此志热忱的感谢。
编书未必尽如今日，带来的都是名利。待到“文革”中，编书也成为查阜西的“罪状”。1967年4月9日，查阜西写下交代材料《我发动纂写几个大型资料的过程及错误》，其中说：
《存见古琴曲谱辑览》 这是吕骥在1954年冬要我给他把现存古琴曲的曲目和解题全面提出，供他参考。我先写了一个《见在古琴曲传谱解题汇编初稿》（请参看《溲勃集》129页），并经本所油印过了。吕骥对这一资料还不满意，他说，还要把各据本谱集补写提要，并要把有词之曲的歌辞全面标点插入，正式铅印成书，这样搞，工作浩繁，延至1957年才告完成，又延至1958年九月才由音乐出版社出版。
由上文，可知以下数点：
首先，《存见古琴曲谱辑览》在1958年9月音乐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前，已由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刊印过一个题为《见在古琴曲传谱解题汇编初稿》的本子，线装油印四册，列为“参考资料”第六十三至六十六号，出版日期为一九五六年五月（查阜西在上文误记为六月），编辑署名查阜西，印数为二五○套。这一油印本，曾“分送国内给许多位古琴家和历史家提示意见，同时根据这些意见组织同道进行校订”。从查阜西的感谢名单来看，至少沈草农、汪孟舒、瞿凤起、胡公玄、周云青、王世襄、吴振平、吴景略、张育瑾、李瑞等人曾收到此书，并提出了意见。
其次，《存见古琴曲谱辑览》是在《见在古琴曲传谱解题汇编初稿》的基础之上，补充进了两部分的内容：一是在1956年全国古琴采访中新发现的古琴典籍资料，一是“把各据本谱集补写提要，并要把有词之曲的歌辞全面标点插入”。
第三，《存见古琴曲谱辑览》（并《见在古琴曲传谱解题汇编初稿》）的编成，起于1954年冬，终于1957年6月。时间跨度为三年，实际费时两年半。
通过与《存见古琴曲谱辑览》的对勘，除去可忽略不谈的目录用词、章节次序的略微出入之外，笔者发现：果如查阜西所说，二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曲谱辑览》比《汇编初稿》多出《存见琴曲歌词辑览》部分，约三十万字强。另外新发现的古琴典籍资料也都分别补入各部分。而《汇编初稿》最末有《见在有谱琴曲谱外早期文献解题汇编》一章，《曲谱辑览》成书时全部并入《存见琴曲解题辑览》一章。
由上可知，顾梅羹1956年冬开始参与《曲谱辑览》的编纂之时，《曲谱辑览》的主体部分《汇编初稿》已经在此前半年编成、油印。顾梅羹参与的，只是最后半年的这一阶段，从时间比例上来看，占编纂全程（两年半）的五分之一，占1956年5月《汇编初稿》出版后增补为《曲谱辑览》（一年）的二分之一。
那么，顾梅羹做的工作主要是什么呢？上引《我招降纳叛的一些具体情况》写得很清楚，请容再引一遍：
……1956年冬，罗福葆被考古所雇走了，而我编的“存见古琴曲谱辑览”未完，主要是歌词部分还未标点，急需助手，我就向研究所要求向湖南省联系让他来帮我。……同时我还给了他八十元，让他先为我在家（此处指长沙顾家，非北京查家——引者）点“歌词”。
1956年11月26日日记也说：
函铮将琴曲歌词稿寄来，拟交顾在此先作工……
“铮”即查阜西的太太徐问铮。由此处可见，这些琴曲歌词都已经请人抄录成稿，只剩标点工作尚未完成。这一记载无疑是真实的——前文说过，“《曲谱辑览》比《汇编初稿》多出《存见琴曲歌词辑览》部分”。
既然如此，琴曲歌词部分又完全是顾梅羹一个人完成标点的吗？《〈存见古琴曲谱辑览〉提要原稿》文前的小引说“与顾子梅羹、罗子君羽重新校订补充，易名《存见古琴曲谱辑览》”。《〈存见古琴曲谱辑览〉叙》的鸣谢名单里，另还有许伯珩、黄念劬、金汝器、刘厚祜、吴钊等人名列“参订缮校”。何况，查阜西本人始终参与了全书的编辑，自然也参与和审阅了琴曲歌词部分的标点。
编纂工具书，最重要的是搜集资料，订出编辑思路，规定体例，列出工作计划。计算在编纂工具书过程中付出的劳动量，当然不能按照成书的字数死扣。但这里不妨连退两步，即使按照成书字数划分工作量，即使将琴曲歌词的标点工作全部算在顾梅羹的头上，顾梅羹仍然算不上是《存见古琴曲谱辑览》的“主笔”。
由此可见，查阜西在感谢中的用词“校订补充”、“参订缮校”是非常准确的。顾梅羹只是在查阜西的指导下、一位参与了部分工作的人，他付出的劳动在整本书的分量里，远没有达到可以署名的程度，“主笔”更无从谈起。查阜西也没有刻意抹杀顾梅羹的功绩，书上有致谢，也曾与友人当面说起——陈长林就记得，“查先生告诉我顾先生也对《辑览》做了大量的工作”（《回忆琴家顾梅羹先生》，载《纪念文集》第67页）。
四
相比《存见古琴曲谱辑览》而言，《存见古琴指法谱字辑览》的情形要复杂一些。但从文本入手，了解它的成书始末，仍然是发掘真相的不二法门。笔者在南通市图书馆查阅了《存见古琴指法谱字辑览》，此书凡十六册，油印线装，版权页列为“参考资料109号”，编者署名查阜西，出版者中国音乐研究所，出版年月为一九五九年八月□日。翻检此书，可知它的编纂，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现分述如下：
一、查阜西自编自用的雏形阶段（1954—1957年）。
查阜西在本书《编后语》（写于1959年8月15日）中说：
本材料是在一九五八年一月至十月十个月编成的，这是事实。但是原材料的收集、转录却是始于一九五四年。编者在一九五四年为写出《〈幽兰〉指法集解》从许多古籍中寻找《幽兰》文字谱的指法，扎实费了一些功夫。从那时起就尽量收集起来，设定规格，转录成册，结至一九五七年终止共得八十四家。原来是编者自己检用的一种资料。
同为查阜西执笔的本书《前言》（写于1958年9月2日）也说：
在过去五年中，为发掘《广陵散》，我们先要从好几个据本中写一篇《神奇秘谱》的部分指法集注；为发掘《幽兰》，我们又要另从一些据本中写一篇《〈幽兰〉指法集解》。但是今天我们面对的是要发掘存见的三千多个琴曲谱，倘若仍然用老一套的办法，那就太保守而不能达到多、快、好、省的要求。这一资料就是为这三千多个古琴曲谱提供全面的集注或集解，以便多快好省取进行发掘。
文中提到的《〈幽兰〉指法集解》，是查阜西1954年1月11日写成的，初刊于《民族音乐研究论文集》第一集（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编，音乐出版社1956年9月出版），再刊于《〈幽兰〉研究实录》第一辑（查阜西编，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1957年4月出版）。由此可以知道，在1958年本书正式编纂之前，查阜西就已经于1954—1957年间开始收集资料，“设定规格，转录成册”。虽然规模不能与后来的成书相比，但已经可供“编者自己检用”，具备了初步的雏形，《存见古琴指法谱字辑览》正是在此基础上扩展起来的。没有这一阶段查阜西的积累与尝试，后来《存见古琴指法谱字辑览》要在短期内顺利编成，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这应该是编纂《存见古琴指法谱字辑览》的第一阶段，是由查阜西本人亲自编订的。
二、完成主体部分、向党献礼的阶段（1958年1—10月）。
编纂本书的第二阶段为1958年1—10月，为完成全书的主体部分、向党献礼的阶段。查阜西后来在《我发动纂写几个大型资料的过程及错误》中检讨这一“罪状”，说到缘起：
《存见古琴指法谱字辑览》 这是吕骥在发现了研究早期琴曲谱需要对每一曲谱个别先作集注或集解的情况之后，要求我设法研究，作出一个包括一切早期指法的词典，以便使任何被遗亡了的早期指法的原释可以一查即得。1958年初，在开始集纂过程中，本所的领导同志（杨光）极为欣赏，要我组织更多的力量，务必在同年十月以前完成，向党献礼。
“礼”如期“献”成了。查阜西在《前言》感谢了许多琴友和助手，重点感谢了顾梅羹：
编写这一资料是相当费力的。编者一人之力有限，除了设定编排计划，掌握论断和提供多年积累的原始材料之外，全赖集体的力量才能在大跃进的高潮中于十个月内完成。工作是在1958年元旦开始的，同年国庆日向中国音乐家协会及民族音乐研究所交稿，作为献礼。
最后编者谨在这里深深地感谢顾梅羹先生：在指法谱字断代分家的问题上，他根据我们研究讨论的结果，把最繁复可疑的部分先写了专题（民族音乐研究所的《民族音乐论文讨论集》因停刊未登，故附录在本资料的《断代分家》之后）；在今年编者出国的四个月中，他又代替编者继续完成了断代分家本文的撰述，还担任添写了《各代各家指法谱字原释》中必要的补注（即减字体式注）。也感谢黄武先生，罗君羽先生和吴钊同志替编者转录各家的原释，感谢金汝器先生帮助剪割编排和直接间接誊印。在指法谱字分类的问题上，承许多位古琴家给我回信提示意见或予以关怀，也谨此向他们——温州马祝眉先生，上海郭同甫先生，沈仲章先生，姚丙炎先生，汉口陈树三先生，成都刘兆鑫先生，青岛张育瑾先生，南通徐立荪（当作“孙”——引者）先生、如东朱惜辰先生，昆明李瑞先生——致谢。
查阜西《编后语》中的记录也可以与上文互为补充：
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高潮中，很匆忙地另行设计，把这批资料，拿来断代分家，一一剪割，附入各家指法论说，编成这个《指法辑览》。在编辑工作过程中，编者本人有四个月的时间不在国内，其余时间亦在整风运动之中。除了计划安排及前面几篇说明之外，其余具体工作大部分都是由顾梅羹先生金汝器先生领着三个琴生李泠秋、张继泗、赵月明从事编排剪贴，这里谨向他们志谢。
需要说明的是，“在编辑工作过程中，编者本人有四个月的时间不在国内，其余时间亦在整风运动之中”这一说法比较笼统。实际上，查阜西3月底去日本访问演出，5月底归，计两个月强，回来后发现国内政治形势已然大变，遂卷入整风运动之中，直到本书献礼成功。而在出国之前的1月，他又曾随吕骥等参加了中国文联组织的著名作家、艺术家下乡访问联欢活动，费时颇久。所以，这一时期，他投注在《存见古琴指法谱字辑览》上的精力，主要集中在第一季度。当然，整风期间他也曾从事编订，如其间他的零散日记中有“处理《指法辑览》中一些问题，及部分积牍”（6月29日）、“入夜始续订编《指法辑览》”（7月3日）的记载，但他显然无法兼顾。
考察这些在当时就已经形成的文献，可以基本分析出查阜西、顾梅羹在编纂工作中各自的作用与分量。
查阜西的首要工作，是“设定编排计划，掌握论断和提供多年积累的原始材料”，这体现了主持者本人的学术视野、文化素养、业务功力与编辑才能，起着指导全局的关键作用，是全书得以有理有序地从事编纂的基础。就如同一个国家的政策制订者、一部电影的导演所起的作用不会被质疑一样，说这完全是一个工具书主编的职责，相信不会有任何异议。而又如前文所说，这一工作的劳动量，是不能按照机械的字数、页码和简单的难易度来核算的。
查阜西本人在此书中从事的具体工作，他自己做了明确的交代，是“前面几篇说明”，这应是指本书除《前言》外最前的三篇《古琴谱的创制及其发展——各代曲谱示例》、《本编对指法谱字及其原释的综合编排方法及检用方法》、《本编指法谱字来源的据本提要》。这三篇凡六十四面，但都值得一说，尤其是《示例》。《示例》是查阜西选择了自《碣石调·幽兰》到《梅庵琴谱》这一千三百多年来琴谱中最具代表性的十二种，加以介绍、分析和评论，是一部简明的琴谱发展史，具备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在这部百万字的资料汇编之中，这篇并非纯资料性的、近万字的学术论文显得非常突出，只有第四篇《本编指法谱字断代分家提要》中的某些论断，特别是所附的顾梅羹论文《古琴古代指法的分析》才差堪比拟。而《古琴古代指法的分析》虽然由顾梅羹署名，实际上还是他们两人“研究讨论的结果”。这正体现出了资料汇编类工具书的编辑方法：集体讨论，一人执笔；也再次体现出了查阜西“设定编排计划，掌握论断”，指导全局的关键作用。
从查阜西出国之前即与顾梅羹讨论指法谱字断代分家的问题、《古琴古代指法的分析》是他们“研究讨论的结果”看，《本编指法谱字断代分家提要》的撰写查阜西已经着手做了。“他又代替编者继续完成了断代分家本文的撰述”，“继续完成”这四个字，非常清楚地说明了问题。因此，《本编指法谱字断代分家提要》应视作查、顾二公的合作之作。
再来探讨顾梅羹在这一时期的作用。执笔《古琴古代指法的分析》、与查阜西合写《断代分家提要》已详于前，在本书篇幅最长的《各代各家指法谱字原释》、《诸家弹琴指法论说》、《诸家指法手势图》（即“其余具体工作大部分”）里，顾梅羹的主要工作有二：一是与“金汝器先生领着三个琴生李泠秋、张继泗、赵月明从事编排剪贴”，一是“担任添写了《各代各家指法谱字原释》中必要的补注（即减字体式注）”。
《各代各家指法谱字原释》是全书中最核心的部分，它是将以琴谱为主的古代（含少量近代）古琴典籍中对每个指法的解释抄录出来，分类编排，以便查阅。从查阜西的感谢名单看，抄录工作是由黄武、罗福葆（君羽）、和吴钊三个人负责的，而将这些抄件“编排剪贴”，是由顾梅羹、金汝器领着三个琴生李泠秋、张继泗、赵月明进行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罗福葆去考古所后不久，即因故被逐，复受聘于查阜西。）《诸家弹琴指法论说》、《诸家指法手势图》的“编排剪贴”，亦当如此。
而鉴于同一指法，在不同琴谱中的减字写法未必全同，又有必要在“编排剪贴”好的指法解释文字后，注明原书中是否有减字，如有，减字又作何。每条通常五六字，也偶有十余字甚至更多的。这就是查阜西所说的“必要的补注（即减字体式注）”，是由顾梅羹一人完成的。
这三部分篇幅甚巨，其中自然有不少顾梅羹的心血。转录的抄件虽然浩繁，但人多力量大，“编排剪贴”起来也许进度不慢，“必要的补注”却颇要费些翻检、摘录的工夫。然而也要实事求是地承认，这终究只是在预先规划下、按部就班的劳作，不是原创性的工作，与查阜西谋划全局和撰写提纲挈领的开篇论文起到的作用，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三、第一次增订，印行油印本阶段（1958年10月—1959年8月）
1958年国庆节，《存见古琴指法谱字辑览》献礼的任务完成后，到次年八月中国音乐研究所油印刊行，是此书编纂的第三个阶段。除了多出《补遗》《勘误》各数面外，就是新编了《本编指法谱字名称索引》、《本编指法谱字减字体式索引》、《各家的指法谱字和减字体式一览表》三个索引，共约三百面。《编后语》说：
本材料中包括三套索引：《指法名称索引》，《减字体式索引》，和《各代各家指法一览表》。这三套索引是本材料在一九五八年国庆献礼之后才开始编写的。（编写索引，必须在正文誊写完毕有了页码之后才能着手。）
这一阶段，整风的高潮已经过去，查阜西得以回到书案之侧；顾梅羹还在查家，想必不会不参与其事；金汝器“直接间接誊印”，也少不了他。也许还有其他人。
四、第二次增订，完成定本阶段（1964年1月—1965年10月）
《存见古琴指法谱字辑览》油印问世了，但这本书的故事却没有结束。它还有继续编纂的第四个阶段，继续引《我发动纂写几个大型资料的过程及错误》：
虽然如期献了礼，并由所印成油印资料，但因赶工之故，事后发现刊误竟有千条之多（见总刊误表）。后来又把1958年以后发现的文献材料连同刊误作了校补，直至1965年初才告完成，但本所未作再版。
此校补定本是合订为四大厚册的十四册缮写稿，现藏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查阜西纪念室，已被改题为《校补古琴指法谱字辑览》。罗福葆于一九六五年十月写下了《缮后记》：
《存见古琴指法谱字辑览》凡十四册，自一九六四年一月，至一九六五年十月，□（历？）一年又十个月，根据油印本加以校补，增订，清缮，完毕。计增入据本琴谱十部。
又油印本最后有《诸家指法手势图》二册，因“琴曲集成”中多已印出，故从略。
一九五九年秋，顾梅羹赴沈阳音乐学院任教，他没有参与此书的校补、增订。查阜西新增入的十部琴谱，最后由罗福葆缮写。
经过了上面的细致考察，可以发现：在《指法谱字辑览》编纂的四个阶段中，首尾两个阶段一为坚实基础，一为总括全书，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尤其是第一阶段，进入实际编纂状态的工作量虽然有限，但筚路蓝缕，亦无法以实际工作量衡之。这是查阜西为之而顾梅羹未与的。第三个阶段查、顾等多人都参与，但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以顾为主；最核心的第二阶段中，正如上文分析的那样，顾梅羹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毕竟只是众多参与者中的一个，谓其作用已在查阜西之上，还缺乏有力的证明。
综合来看，可以这样说，在编纂《指法谱字辑览》期间，顾梅羹在已知的八位查阜西助手中，应当是出力较多、相对贡献较大的一位，与金汝器、罗福葆相近，但如以“主笔”名之，或竟就此将《指法谱字辑览》归入他的名下，绝不可取。
尚可略说的是， 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查阜西在定本《校补古琴指法谱字辑览》中删改了原书《前言》，尤其是尽数删去了最后一段中长长的感谢名单。在某些人的眼里，也许这正是查阜西贪友之功的证据。果真如此，从来不吝啬致谢的查阜西这回何以一反常态，如此遮盖真相又岂能消除油印本已经造成的影响呢？
细心的人倘能留意政治背景，就会注意到那时已是“文革”正式降临的半年之前，查阜西身在琼楼上层，如何不会感应到高处的风雨？山雨欲来，不必说查阜西，哪怕当时最普通的知识分子，谁不知道在诡谲的政治风云里，既可能“因人废书”，也可能“因书废人”。就当1958年9月2日查阜西在原书《前言》感谢“如东朱惜辰先生”时，他也许很快就会听到这位年轻的天才古琴家已在8月赴水而死的消息。风雨飘摇里，少写一个名字，就多切断了一个殃及心血的导火线。同样，对古琴的批判之声开始逐浪而高、对古琴的一切努力都成为可笑的“罪状”之时，少写一个名字，也就是多保护了一位琴学种子、一点琴学力量。无论是保护书还是保护人，都是为了在风雨过后古琴仍然能面向未来。
五
顾梅羹是否“主笔”了两部《辑览》，已然没有疑义。这里却来附论另一件关于《琴曲集成》的公案。王迪《辛勤耕耘 默默奉献——纪念川派古琴大师顾梅羹先生》说：
顾先生主要从事《琴曲集成》工作……
由于在全国古琴调查采访中，我对各图书馆和私人藏书情况比较了解，而且对音乐研究所库存的琴谱也非常熟悉，因此，李元庆所长安排我参加《琴曲集成》工作。我和顾先生一起工作的三年中，我不但向他学到许多业务知识，而且亲眼目睹顾先生的治学之道……
顾先生除《琴曲集成》工作外，还进行了《存见古琴曲谱辑览》和《存见古琴指法谱字辑览》等工作……
经过三年夜以继日的辛勤努力，顾先生终于把这些工作基本完成了。1959年秋，沈阳音乐学院聘请顾先生前往执教。
……1963年《琴曲集成》第一册出版了，不但没有顾先生的署名，而且连一本书也未赠给顾老，这样不公正的做法，怎能不令人心寒呢？顾老不是追名逐利的人，他对此事也未提出异议。
王迪在这里着重强调了她的历史当事人的身份，其言论的分量自然不同一般，理应认真对待。经过了上面的考证，《存见古琴曲谱辑览》和《存见古琴指法谱字辑览》是不是由顾梅羹“基本完成”，其实已无须多说。这里只就涉及《琴曲集成》的部分略作考述：
首先，照王迪的说法，1956年6月底到1959年秋，顾梅羹费时三年“基本完成”了《琴曲集成》、《存见古琴曲谱辑览》和《存见古琴指法谱字辑览》的编纂，而事实上，《琴曲集成》最初拟定的题目是《传统古琴曲谱集成》。1960年1月27日，查阜西写了一篇《〈传统古琴曲谱集成〉的拟议》（载《查阜西琴学文萃》第564页），前面的小序交代了编辑的缘起：
1月14日琴会许健来报，研究所领导指示，已洽得中华书局承允，将部分旧本琴谱提选交送影印出版，拟安排由会讨论选荐。15日接吕骥同志电话，谓已洽允中华书局将所有存见的琴谱全面影印，但各谱集中同曲而全同者去之，大同小异者，各存其异。17日吕骥同志又嘱除全面动员琴会中之琴生外，尚可动员中央音乐院琴生及音乐学院学生习琴者参加。余受命后，以许健传达所方意图之内容与吕骥同志所示有出入，曾走询许健，究是一事，抑是两是。许答：“是一事，但以吕骥同志所示为准。”此点已得澄清。故午后即先在琴会初步谈及（是日星期日）。18日在内蒙业余乐舞座谈中，吕骥同志催余洽理论创作委员会吴一立，商议召集有关方法（疑当作“面”——引者）派员会商开展此一工作。当即转告吴一立，请其再向吕骥同志请示个体成员及日期（余议成员：音院的有关科系负责人，研究所负责人，琴会核心组及音协负责人。日期：春节前）。即迳行由音协具名召集。19日为星期二，在琴会政治学习会上，将领导上此一意图提出报告，已有初步讨论，同时接吴一立电话，谓吕骥同志指示，嘱余撰一方案附作说明，撰之于次。
既然《琴曲集成》的编纂直到1960年初才提到日程上来，又怎么可能在此三四年前就已经着手、在此数月前已经编成呢？编《琴曲集成》之时，顾梅羹已经去了沈阳，他什么时候参与其中的呢？在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的查阜西纪念室里，《琴曲集成》编辑档案保存完好，各小组成员中何尝有顾梅羹的名字，留下的档案中又何尝有顾梅羹的笔迹呢？
再者，中华书局1963年10月出版《琴曲集成》第一册，编者署名为“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北京古琴研究会”，这是当时商定，以集体名义署名的。虽然查阜西主持了这项工作，但他没有署名。那么，“不但没有顾先生的署名，而且连一本书也未赠给顾老，这样不公正的做法，怎能不令人心寒呢”这一说法又是针对何人何事而发？不必说顾梅羹没有参与其中，就算他参与了，难道就能署这个名了吗？那么，主持编辑的查阜西，领导分组的溥雪斋、汪孟舒、管平湖他们，是不是更可以要求署名呢？
写到这里，于情于理，笔者已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从关于顾梅羹赴京经过到《琴曲集成》编辑出版情形的描述，可以确凿无疑地判定，王迪的回忆几乎全然错误。于常情论，回忆失误，多为大致框架基本属实，具体细节含混讹误，像王迪此文这样几乎无一不错的情形，实不多见。于常理论，王迪曾为查阜西助手多年，是众多重要的琴史事件的见证者，对于她的回忆，读者自然会有一种信任感，何况这篇文章讲述的顾梅羹赴京经过、《琴曲集成》编辑出版情形，她都是当事者。言之凿凿而经不起基本地推敲，这一疑惑，笔者实在无法自解，只有记之于此，以待高明。
六
“文革”后，《琴曲集成》出版事宜重新提到日程上来。1963年已出的第一册，要根据新版的规格重新分册。旧版收录的每一部琴谱，都请当时古琴界的几位前辈分别重新题签，以志风雅。新版则撤下了全部古琴前辈的题签，所以新版的《琴曲集成》较之旧版，除了分册不同，还有此区别。如果硬要探究顾梅羹未能署名之说的缘起，也许就是这一事实的讹传吧？
同时也应看到，顾梅羹在1949年之后的坎坷经历，是这些讹传得以发酵的社会心理基础。但要说1957年顾梅羹结束管制到“文革”前这段时期，不能出书署名，恐怕未必符合当时的政治现实。不要说他仅仅是地主出身、曾任旧政权的县长之职，就是曾出任日伪政权官职的钱稻孙，不也一样署名出书？周作人名头太响，目标太大，尚可以化名出书。顾梅羹执笔的《古琴古代指法的分析》，原本已经定下要发表在《民族音乐论文讨论集》上，仅仅是因为停刊而未能面世，这与政治无关。1965年秋杪之前，查阜西在序跋中向顾梅羹的大篇幅致谢，也从没有任何避讳。所谓署名问题，倒是可从中测出一二的。
但1949年后的近三十年间，作为一个杰出的古琴家，顾梅羹只拥有了八九年的有效时间，这样的遭遇当然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时代的悲剧。1957、1958年间，陈长林“每次去查先生家，都见到顾先生在辛勤工作”（《回忆琴家顾梅羹先生》），这是一幅极其动人的场景，给年轻的陈长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这在当时未尝不是顾梅羹最好的去处。平心而论，查阜西请故人前来固然是协助自己编书，又何尝不是给了顾梅羹进入古琴学术中心、发扬才干的机遇？如果没有顾梅羹这一段经历，又未被查阜西推荐到民族音乐研究所担任特约演奏员（非通讯研究员，这一话题与本文主旨无关，不赘），如何能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从被管制的在押者到沈阳音乐学院古琴教师的提升？这一点，与查阜西、王迪共事的许健看得很清楚，他在《忆琴坛先辈顾梅羹》中的叙述准确而到位：
琴坛耆宿查阜西先生和顾先生私交甚笃。……顾居查宅三年之久，并协助他整理出了《存见古琴曲谱辑览》等大部头的资料汇编，两人的琴谊被喻为当代伯牙和子期，在琴界传为美谈！（《纪念文集》第62页）
然而，前人的美谈后隐藏的苦心与友情，未必能都得到后人的理解，有时反而生出许多无谓的揣想。查阜西1976年故去，没能充分领略新时期的曙光；顾梅羹则幸运得多，他1990年辞世时已桃李满琴坛。二公身后，流言不知所从起，甚至三人成虎。如起二公于地下，真不知他们情何以堪！
主观上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的善意，客观上往往给“历史的本来面目”罩上了不必要的疑云。曾从顾梅羹学琴的林友仁看到《琴学备要》封二的“顾梅羹简介”中关于两部《辑览》著作权的表述，以为“终于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并感慨：“这个正名虽然是迟到了，但毕竟还是来到了！这使人感到欣慰，顾先生在天之灵也会感到欣慰！”（《纪念文集》第95页）他不知道的是，“历史的本来面目”果如“合著、主笔”四字可尽，那么以顾梅羹的操守，他的在天之灵未必会感到欣慰——他是在书中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但那谈不上“合著”，更非“主笔”。
文本写作的依据，全为第一手资料。其中固然参考了一些未刊的日记与著作手稿，但更多的是引自当时形成并业已面世的文献。其实，仅仅凭着后者，足以能轻易地发现顾梅羹“主笔”两部《辑览》之说的不可信，参与《琴曲集成》更属空穴来风。然而，连这些翻翻书的事情都无人为之，却任凭谬种流传，这是古琴界的大悲哀。元人读史，末了“读书人一声长叹”作结。写毕此文，情略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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